纪录片《人间世2》第二季：我们心中的怕与爱

周年成

纪录片《人间世2》第二季：我们心中的怕与爱



有这么一类纪录片，想看又情怯，比如医疗纪录片《人间世》。想看是因为口碑极佳，2016年《人间世1》播出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，豆瓣评分高达9.6分；暌别两年，第二季已于1月1日起在东方卫视播出，一开播豆瓣评分就高达9.5分。情怯，是因为纪录片涉及到疾病，涉及到生死离别。而面对疾病和死亡，又有谁不畏惧呢？


《烟花》《人间世2》第一集《烟花》，对准的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癌症——恶性骨肿瘤。骨肿瘤是一种发病率不到百万分之三的罕见肿瘤，多发于25岁以下的青少年，像本集的主人公蔡炫安（安仔）、王思蓉、刘子涵分别只有11岁、13岁和9岁。虽然发病率低，但如果发病初期没能得到正规治疗，恶性骨肿瘤往往半年至一年内就转移到肺，而一般来讲，肺转移的小孩会在一年左右走掉。囿于对骨肿瘤这种恶性疾病的了解太过匮乏，当孩子说自己关节痛时，很多家长都只当生长痛，一旦被确诊为骨肿瘤，很可能已经发生转移。
疾病可怕，不仅仅是对时间和金钱的消磨，更在于它对生命的漫长消磨。恶性疾病犹如怪兽，它总是贪婪地一点一点地啃食躯体——而如果受害的是我们的至爱之人，我们的疼痛便愈深。至爱就像是长在我们心间的一颗树，血肉相依、根茎相连，如果他们遭受苦痛甚至不幸离去，就犹如这棵树被巨斧砍伐或被连根拔起，撕扯的都是血肉。


安仔《人间世2》直面这种痛苦。《烟花》中的安仔本是一个喜欢吃鸡排、玩游戏的小男生，但骨肿瘤褫夺了他的一切。他做了截肢手术，失去了左手，靶向药的副作用更是让他连最基本的呼吸都显得困难，还有口腔溃疡、皮肤溃烂化脓……年仅11岁的他在疾病折磨下痛苦地说，“我已经是极限了”。生命弥留之前，懂事的安仔还是给妈妈唱起了歌，答应老了以后要照顾妈妈，告诉妈妈“宝贝爱你”……谁不为他的逝去痛心？
《人间世2》直面痛苦，但不是放大苦难、消费悲情；它直面我们心中的怕，也不是为了传递焦虑。纪录片从始至终隐藏的一个态度是：当疾病成为既定事实，我们该以什么战胜它？我们该如何战胜我们心中的怕？
以爱。我们因爱而生怕，可战胜怕，也只能依靠爱。
爱，是对生命的热爱。《烟花》的旁白是13岁的杜可萌，她也是一名骨肿瘤患儿，她将自己称为“乐观使者”，因为她总是乐观地面对恶魔。她有这样一个梦想，有一天和小伙伴们脱去病号服，走出病房，推开厚厚的铁门，穿过重重的迷雾，拿着属于自己的武器，对抗着他们共同的敌人。他们身后，爸爸妈妈和医生们一个个走过来，拥抱他们，和他们说，生命对谁来说，其实都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像烟花一样，都会有自己最绚烂的时刻。


纪录片用拍摄MV的方法将杜可萌的梦境表现出来，这一手法引起不小争议，有人认为基调与纪录片的严肃冷静不符。但我恰恰这是《人间世2》的创新之处——它让孩子们出演自己的梦境，传达出不向疾病妥协、始终向疾病斗争的精神：“如果还有家伙没有闹够的话，来吧，让我们来奉陪吧。”如果这个梦境能够给孩子带来些许快乐和力量，就是最有价值的。爱，是家属对患者不离不弃之爱。《烟花》颇为触动我的是患儿王思蓉的母亲。很多时候，疾病折磨的不仅是患者，也是患者的家属。漫长的日日夜夜陪伴，当我们看到至爱之人在痛苦中煎熬，于心何忍？于是我们难过、悲痛、失魂落魄。王思蓉母亲也有这样的状态，但她依旧乐天。在女儿化疗结束后，她买了三张去厦门鼓浪屿的机票，一共花了4000块钱，这得丈夫烫13000件羊毛衫才能挣回来。在鼓浪屿的海边，王思蓉的母亲笑得像孩子一样，连王思蓉都说：她的妈妈看起来比她自己还要快乐。


我钦佩这样的乐天，疾病在打垮很多患者时，已经先在精神上打垮了患者家属。王思蓉母亲提供了另一种示范：不离不弃，但不要总是以绝望之心，请努力让欢笑多一些。触及到疾病和死亡的纪录片，常常会把观众看哭，但如果一部纪录片唤起的只是观众的感动，只是让观众在动情之余侥幸自己和亲人还健康，那么它也称不上杰出。诚如一名知名主持人曾自我检讨的：“悲情、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。自我感动取之便捷，又容易上瘾，对它的自觉抵制，便尤为可贵。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，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，在我们这，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，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：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。”
“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”，因此我更赞同有人说的，“看完《人间世》，发现最不值钱的便是眼泪”。任何绝症，都不是单凭患者和家属的乐观就能治愈，也不是因为观众掉眼泪了，患者的情况就能有所改善。我们呼吁的以爱对抗怕，还有一种不可或缺、至关重要的爱——那就是社会的守望相助之爱。它不仅仅是关系到患者和家属，也关系到医院，关系到社会机制，关系到每一个人。这也是《人间世2》想抵达的地方，“展示那些还不够完美，需要社会凝聚共识，再一起努力改变的地方”。


比如澎湃新闻随摄制组跟访了部分病人和家属，在对安仔的采访中，有一个纪录片没有出现的细节，即安仔在上海医院就诊前，曾辗转多家医院治疗，浪费了宝贵的治疗时间。采访中医生提到，“国外（如日本）有严格的转诊制度，一经发现就会转到比较著名的专科诊疗中心，因此生存率较高”。我们的转诊制度是否可以更完善？该怎么让看病更容易？再比如王思蓉的妈妈一直纠结于是否让女儿服用市面上的靶向药，因为副作用太大，而病友家属之间还流传着另一种靶向药，需托关系从德国或者印度私下购买，价格是原来的四倍，但副作用小。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《我不是药神》中触及到的靶向药困境，该怎么让更多人吃得起救命药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医疗环境的改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我们必须追溯那条逻辑链，一一攻破难关，让疾病的到来不再那么可怕。《烟花》里懂事的安仔再次为所有人做了榜样，离世后他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，让一个三岁时被开水烫伤、等待了四年的小男孩重见光明。这就是我们社会最宝贵也最欠缺的守望相助之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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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GB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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壞小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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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寳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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