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纪录片发展历史-新纪录运动的兴起与DV艺术的发展（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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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与《流浪北京》同时出现的是时间与陈爵合拍的《天安门》。作品以平民化的视角,运用同期声、运动长镜头等手法来表现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,表达一种思想与信念,从而使对天安门的阐释更具丰富意味。此外还有陈真的《盆窑村》、何建军的《自画像》等一批作品。

至1993年,在日本国际纪录片山形电影节上,中国新纪录运动得到集体性的亮相,有6部纪录片参赛:《一九六六,我的红卫兵时代》(吴文光)、《大树乡》(郝智强)、《我毕业了》(时间、王光利)、《天主在西藏》(蒋樾)、《青朴-苦修者的圣地》(温普林拍摄、段锦川剪辑)、《藏戏团》(傅红星),其中《一九六六,我的红卫兵时代》获“小川绅介奖”,作品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田壮壮、徐有渔等一群当年的红卫兵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回忆,把“眼镜蛇”女子摇滚乐队排练、演出《我的1966》的全过程平等贯穿其间,同时穿插了“文革”纪录电影画面及表现群众运动的动画片断,形成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追问与对话,完成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。至此,新纪录片的拍摄作为一个运动开始与国际纪录片进行交流与对话,引起了国际纪录片界的重视。

在随后的几年中,新纪录运动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,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。1994年张元、段锦川合作拍摄的《广场》,纪录天安门广场这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地方的日常生活,通过各种琐碎的日常表现,表达出某种隐喻性: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在政治意味极强的地方。

1995年蒋樾的《彼岸》完成,它纪录了戏剧导演牟森带领一群演艺青年排练、演出先锋实验戏剧《彼岸》的情况,表现了这群青年的挣扎求索以及与现实的碰撞,隐喻了“一种乌托邦式理想的消失廓南街16号》把镜头对准了拉萨的一个居委会,以冷眼旁观的手法进行拍摄,细致而又真实地纪录了居委会开会、调解纠纷、审小偷等生活场景,捕捉到了隐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东西,在题材把握、角度选择以及拍摄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
1997年,康健宁的《阴阳》以地处黄土高原的彭阳县陡坡村干旱缺水为题材,通过冷峻细致的观察与表现,对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。1998年,张元的《疯狂英语》创造了艺术水准与商业利益双赢的好成果,片中多次出现李扬演讲时台下一呼百应的群众场面,呈现出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。此外,李红的《回到凤凰桥》,季丹、沙青的《老人们》和《贡布的幸福生活》,冯艳的《长江之梦》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